1955年，我国军队与地方事务开始实施薪金制度，军队的薪资按照军官的军衔级别划分，而地方干部则按照其行政级别进行区分。在1965年之前，军队与地方的薪金制度是完全分开的，形成了两套独立的体系。
在薪金制度内，军衔之间有明显的区分，比如上将之间区分为正兵团级和副兵团级；中将之间也有细分，包括副兵团级、准兵团级以及正军级；在少将之中同样设有不同等级的划分，例如正军级、副军级、准军级和正师级。因此，比如副兵团级上将的薪资与副兵团级中将相同；正军级中将和正军级少将的工资也是一致的。
自1955年开始，正兵团级上将每月薪资可达到四百多元。然而，1965年全军实行了定级减薪政策后，行政5级的上将工资便降至342元。《中国统计年鉴》显示，1960年中国所有国有企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仅为528元，按月计算仅有44元，相当于8名普通工人的收入。这让人不禁感叹，这样的薪资，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，真正的生活水平究竟有多低。即使如此丰厚的工资，仍然难以满足基本的温饱需求。
据陈士榘上将的秘书所言，这样的薪资水平只能勉强解决温饱，尤其在困难年代，满足这一基本需求常常更显得捉襟见肘。陈士榘的家庭不是个小家庭，子女多达六个，再加上一个干女儿和他与妻子总共形成的九口之家，家庭成员一多，日常开支自然也随之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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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他还承担着一项重要的经济责任，那就是经常资助家乡的亲戚朋友。有时给这一点，另一点台，久而久之，资金支出便增多了。事实上，他们家并不仅靠陈士榘的工资维持生计，他的妻子也是职工，虽然比他小十六岁，但她是革命老资格。她早在抗战初期便随父亲参与革命，四十年代初，在罗荣桓等人的介绍下，两人顺利成婚。解放后，陈士榘担任工程兵司令员，而他的妻子则曾在文工团工作，后来转任工程兵的干部，如果算上等级，月薪至少也有一百元。
虽然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数目不小，但在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，粮食仍然难以得到充足供应。政府开始酝酿粮食计划供应，各类粮票进入市场。特别是在生活困难的时期，城市居民的粮食配给量被不断压缩，副食品的供应也远远不足。那时，要想购得商品，凭票更是成为常态，然而可供销售的货物却极为稀缺。到1961年以后，困难局面有所改观，市场上流通的票种增至一百多种，意味着富有的人不如拥有足够的票据，因为兑换各种物资时，票务显得极其重要。
在粮食的定量供应中，级别高一些的职务能够享受更优厚的待遇，而陈士榘由于职务关系，还享有一些特供，每月能获得4斤肉、4斤黄豆，还有烟酒作为补贴。肉类和黄豆当时被视为营养丰富的食物，因此这些额外的特供，让他们家的餐桌得以稍微丰盛一些。
此外，陈士榘一家还养殖了一头猪，然而在物资匮乏的艰难时期，饲料短缺，猪长得慢，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，他们最终决定屠宰这头猪，将几十斤肉分发给家人。大家都知道，一头猪长到成年时可重达三百斤，但在艰难的时刻，团结一致，共同渡过难关是最重要的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